书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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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出现了有关占卜吉凶的书。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记录材料，把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最早的图书---甲骨的书。

我国最早的书还有“简策”、“版犊”、“帛书”。用竹做的”称“简策”。把竹筒破成一条条又窄又平的细分签，就可用笔在上面写字，当纸使用。一条竹签叫“简”，许多条竹签连结在一起叫“策”。“简策”最早出现在南朝中叶。

用木头做的书称“版牍”。把树锯成若干段，再将段锯成薄片就叫“版”，在“版”上写字后，就叫牍。把薄片编起来，就是“版牍”。“帛书”是写在丝织品帛上的书。

1993年10月，郭店楚简出土于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这是一次轰动全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郭店楚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共804枚，其中有字简726枚，简上字数13000余个。经古文字专家研究整理得知，郭店楚简全部为先秦时期的18篇典籍。其内容为儒家和道家两派著作。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儒家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众所周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使先秦大量的学术典籍付之一炬，但郭店楚简在此之前深埋地下，逃过了这一劫难，得以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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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三千年前的商朝，有了最早的书籍实物——甲骨刻成的文献，还有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书——金文，刻在石鼓上的书——石鼓文。我国正式的书是用竹片和木板做的木简或竹简。春秋末年，人们把字写在绸上面，叫帛书。东汉，蔡伦发明了一种既轻巧又便宜的材料——纸。公元六到八世纪，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才出现了用纸装订的书。到了近代，又有用石印的书，现代主要是铅印的书。目前，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图书资料储存的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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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今中外，对于书，人们总给予最高的肯定与特别的关怀。 手工精制的纸特别适合中国书画之用，分生宣和熟宣两种。

人类许多伟大的创造，大都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过程，并聚合无数人的心力，时刻成长、壮大，图书也不例外。以我们中国为例，它至少已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其间人们所投入的智慧与劳力，更无与伦比。图书在迭次的创造改进，才有今天的面貌。大体来说，历史上，除了某些为特殊目的所制作的图书之外，书籍的发展，略有脉络可寻。最早人们的交往，在彼此示意之时，可能只借手势或音量做为媒介。其后，从经验的累积，进而确定一些固定的音节，来代表某种特定的意义，于是人类跨出了有声无言的时代，迈入到有言无文的社会。

有了语言，人类往往借助于记忆力，把听到的话，牢牢记住，再对别人复述出来；或将心中的理想，个人的经验，借语言加以传播。这种目的及办法，与日后图书的功能相近，因此，可以称之为口传的活书。 人类的记忆到底有限，有时更会走样，口传的活书，必然有许多缺陷。于是，聪明的人类起而发明了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便是结绳。以结绳的大小、松紧、多寡及涂上不同颜色等方式，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我们可称之为绳书。

绳书能传到远方，也能长期保存，比起语言，自有某些长处。然而终因其式样变化有限，无法满足快速进步中人类社会的需要。于是，人类再着手改进，乃从模仿天性里，描绘外界形像加以简化，使之蜕变成为简单的图像，再用它来做为意象的符号。这种图画，已有文字的雏形，一般人称之为文字画。之后，经过再改良演进，渐渐成为定型的象形文字。又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终于成就了无数的字体，供人们应用。文字的出现，既为人类文明开拓了崭新境界，也为书奠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在全民阅读的今天，读不读书已经不成问题，而是怎样读？何时读？读哪些？读多快？这些问题倘若没有把握好，即使人人手中有书，仍然无法判断是否入脑上心，不能确定读书是否滋养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当然也不敢判断是主动读书还是被动读书，是真读书，还是伪读书？所以，读书方式值得讲究。

近日参加一场读书活动，比较有意思的争论就是“快读”还是“慢读”？可能许多人听到之后立刻觉得此议多余，率性阅读，难易自择；自主阅读，快慢自由。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伴随小学、中学乃至大学都将遇见的问题，困惑不少，值得锚定与厘定。

“快”与“慢”固然与书本的类型、难易，任务的要求、限制等外在条件有关，更与阅读个体的见识、素养等密切关联。一般而言，“慢读”有利于细嚼慢咽，读深析难，单位营养提取比率高；而“快读”则如大镰收割，扫描紧要，视野开阔且见识开拓。因此，前者如“牛刍”，后者似“狮扑”，两者似乎不可调和。读书人中间经常也分为两派，有主张“快读”者，认为非广泛涉猎无以厚识，不读万卷岂可辨识真伪？反之，主张“慢读”者则认为非精研细思难以入门悟道，不放慢翻页乃至掩卷沉思不足引发真知灼见。

事实上，大多数读书人在其学问生涯中都会经历这两种读书体验。回忆一路走来的读书生涯，少年时连看《三国演义》，手不释卷一天半；在农村劳动时因为雨天歇工，躲在被窝一口气看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洋书时也有过一周12000页的记录。当然，苦乐交织的“慢读”体验也不鲜见，曾经为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在寒风凛冽的教室一夜只能读五行，逐字逐句地抠，三天才读一页；而在大英图书馆读《文化经济学》，磨一周的脚底地板也就只有一章的收获；读众多中国经典文化名著，特别是《易经》，即使有注释，一天下来也是寥寥数页，而且还似是而非，困惑串串萦绕心头！

所以，如果撇开专业和阅历这两大因素，“快读”或者“慢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书本的难易系数决定的。毋庸置疑，学术专著、理论大作、经典名篇读起来总是让人费思量甚至苦煎熬；教科书的阅读快慢则取决于有否入选考试范围，工具本和致用书的“读速”也就取决于写得好不好、有多少“用场”；而消遣类、休闲类图书则可以快速浏览，不计遗漏了。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现今的许多畅销书、网络书被人称为“指书”，意即手指动动即可，网上刷屏和纸书翻页都是匆匆而过，自然很快，但这种阅读的意义不大。而科技类、学术类的名著，就必须放慢阅读速度，容不得“盲人摸象”了。

当然，也有一种“慢读”，是在电视机前边读边看剧，或是在睡前慵懒地翻几页，或者是在咖啡厅、沙龙吧懒洋洋地假装看书。那种“慢读”倒是没有痛苦，而且时下还被好多人冠冕堂皇地称之为“快乐读书”。但这么“快乐”下来，究竟有几多耕耘、几分收获，只有自己心知肚明了。要知道，从来读书是苦事，哪有轻轻松松地不劳而获？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强烈的目的性，没有自设目标或自加压力，无论是“快读”还是“慢读”都不会有大的成效。如果我们的读书不是休闲式的“赏心悦目”，不是翻看那些流行小说、时尚杂志、花边新闻，而是为了明理正心、为了获得教益、为了悟道得技——即为了读严肃的书。那么，我们都将“折腾”自己，都要付出辛苦、勤劳、费神、疲惫的代价，其过程都将是“痛苦”的，只有读书的结果才能让我们有宽慰、欣慰和喜悦。所以，从过程的真实意义而言，无论是“快读”还是“慢读”都将是费力劳神的：“快读”要求眼睛扫描加快、手指翻书加快、头脑反应加快，甚至心跳也加快、血压也上升，因为“秒杀”“分杀”的快速节奏，一个单位时间下来非把人整个精疲力竭；同样，若是聚精会神地“慢读”，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最后也要衣带渐宽、为伊憔悴。

诚然，若是这种有目的性、自设压力的“慢读”或“快读”，在身心俱疲之后迎来的收获还是挺可观的。一方面，“快读”不仅使人拓宽视野，广见博识，并且可以通过多维度的综合比较，扩大了观察思想的界面。而且，“快读”还训练了人们的思维反应力、感知力、接受力。另一方面，“慢读”让人沉下心来，专心、专注，不仅能更好地领会作者本意，捕捉有益信息，而且也训练了人的注意力、联想力、判断力。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读书就不可偏颇“慢读”或“快读”，而是两者兼顾，做到当快则快，要慢就慢，快慢结合，效率与质量并举。简而言之，我想主张“有质量的快读”要和“有深度的慢读”结合起来，让读者都掌握这两种方法，真正提高阅读水平，做到“快反应、慢思考”“敏感悟、笃行动”，才能与现代社会的节奏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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