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玉玦的文物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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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玉玦属新石器时代北阴阳营文化。透闪石。圆形，环体上侧有缺口。磨制光滑精致。出土时多置于人骨架的耳际，且缺口向上，成对出现，应是耳环一类的装饰品。

玉有缺则为玦，玦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为环形形状，有一缺口。在古代主要是被用作耳饰和佩饰。小玉玦 常成双成对地出土于死者耳部，类似今日的耳环，较大体积的块则是佩戴的装饰品和符节器。新石器时代玉玦 制作朴素，造型多作椭圆形和圆形断面的带缺环形体，除红山文化猪龙形块外，均光素无纹。红山文化猪龙块 (又称兽形块)形制特殊，形体普遍较大，有的块上有细穿孔，当是佩玉。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该文化的大型块多出土于死者胸前，可以确定它不是耳饰。

商代玉玦呈片状，尺寸一般在5至10厘米，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光素的，环窄；另一种为龙形玦，作卷曲龙形，龙张口露齿，背饰扉棱，龙身饰勾撤云雷纹，俗称“假阳文”，线条转角方硬，图案化风格强烈。周代玉玦仍作片状，肉部明显宽于商代，中孔较小，并出现椭圆形块。玦身多为光素，部分饰弦纹、云雷纹，纹饰与商代相比有简化趋势。龙形玦很少，且多无脊齿。 春秋、战国玉玦数量最多，此期玉玦 形体较小，一般直径在3至5厘米。玦体作扁片状，普遍饰有纹饰，素面的很少。纹饰主要是当时流行的细密风格的蟠螭纹、蟠虺纹。用双钩阴线或宽阴线隐起加发丝线方式饰纹。动物形块简化成阴线刻交尾双龙、双兽纹玦，少数精品在两端透雕兽首形象。汉代玉玦不多，风格沿袭战国，小玦不及战国时精致。此时出现了一些较大的玦，直径在10厘米以上，应是佩玉或符节器。 宋以后出现仿古玉玦 ，主要仿春秋战国造型。宋仿纹饰多不合古制，块体比战国厚重。明、清两代伪古玉玦 ，纹饰处理和雕刻刀法很难达到战国时自然流畅、锋利健劲的效果，往往徒具古形，缺乏古意。

古玉器名。玉饰的一种。玦通决。形如环而有缺口。新石器时代、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墓葬中，常有发现，多放置于死者的耳旁。作耳饰玉器。到汉代，主要作佩玉用。玉玦用途，古今说法甚多，概括起来有五种：一作佩饰；二作信器，见玦时表示有关者与之断绝关系；三寓意佩戴者凡事决断，有君子或大丈夫气质，如：”君子能决断，则佩玦。”；四刑罚的标志；犯法者待于境或一定地方，见玦则不许还；五用于射箭，使用时将玦套戴在右拇指上，以作钩弦。

玉玦:满者为环，缺者玦。玉玦古时多为王侯佩带，玦者乃遇满则缺的意思，王侯佩带是为警示，告戒其不可自满也不可自以为是。

我国近年5大考古发现有哪些

古玉鉴定要着重以下几个环节：

一、工艺痕迹鉴定

谈古玉工艺，主要是古玉加工工艺。其无外有两大方面，其一为清以前至新石器时代的古代手工及半自动化工艺；其二为近代电动砣具工艺及砂袋、砂箱抛光工艺。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发明手动砣具，抛光用解玉砂、兽皮轮砣、棉、麻布轮砣等，其特点为钻孔多为喇叭状，长孔多为对钻而成，孔为中细，两端大，孔壁可见粗细不等的螺旋纹，且表面光滑。机械孔壁则较规整，留有细密均等的螺旋纹，另外，孔口边缘也可发现硼碴。这是穿孔鉴定重要方法。战国铁器发明以后穿孔则较规整，但孔壁螺旋纹还不同机械孔壁螺旋纹细密均等。新石器时代与商周之时抛光多用解玉砂、兽皮等为之。10倍或20倍放大镜下可观察粗细不均，但较为顺畅的细凹线，间或也有杂乱无章细凹线，区别于机械抛光或仿照古法抛光的细密均等较为平行的细凹线。这种工艺是鉴定古玉真伪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主要鉴定方法，望大家多观察实物，多比较，需强调一点：必须用放大镜才能观察鉴定。二、氧化鉴定这也是鉴定古玉极为重要的方法之一。氧化是指玉在各种自然环境下与空气、水及其它物质所产生的化学变化。氧化有三种现象：一是钙化程度轻重不一的鸡骨现象；二是蚀孔、蚀斑现象；三是氧化严重成粉状。从矿物学角度上看玉器，它的质地致密程度是不同的，也夹杂含有一些其它物质，在长时间的化学作用下质地弱的部分，特别是玉器表面可出现不同程度的浸蚀形成的小孔洞，有的口小腹大，在放大镜下可观察到孔内的化学变化形成的闪亮结晶体，这一点是目前任何方法都不能伪造的。再一种有氧化情况较重，通常在玉器表面钙化形成白斑，程度轻重不一，但自然地覆盖在玉器局部或全部，程度轻的，表面仍有光泽，严重的则浸蚀成粉末。重要一点是：玉薄弱部位通常氧化较重，火烧假玉器就不这样。目前用酸类物质浸蚀伪造的玉器，其表面通常呈大面积凸凹不平的浸蚀，蚀孔、蚀斑明显，可以说砣工化尽，这样处理的古玉其蚀孔常常是外大里小，无结晶体，呈斑驳状。此种方法需注意的是，有个别作伪者利用天然氧化成的玉料作成器，这需从加工痕迹上看氧化是否具有普遍性。

三、凝结物鉴定

包浆通常是指玉在各种环境中，由其它物质在玉器表面粘附形成的一种物质，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土壤中可溶性矿物凝结物；二是玉器表面粘附墓土或腐烂杂物；三是传世品上的污垢。这几种物质都很微妙，颜色不一，通常是靠多年的对实物观察所得。出土品的包浆是凝结在玉器表面的物质，这种物质在放大镜下观察也呈斑驳状，有的是矿物质溶化后形成的；有一些是透明状；有的则是墓土。无论哪一种，都十分自然，凝结较实，并伴有墓葬气味，这种气味有的即使刷洗也仍然有，这也是气味辨伪的一个重要方法。假器就不是这样，包浆松散，无墓葬味，无透明矿物质，即使有泥土包浆坚固的，也是胶一类物质所为，一烧、一洗即知。现流行一种把古玉用细铁丝缠上，放入土中数月或数年后取出，红褐土锈可固结在玉上。但古玉很少与铁一类物质共同存放、埋葬，只有一类玉剑具是如此。这样的伪品有的竟然在一些拍卖行出现，并且在玉器上很明显地看出用铁丝缠过的痕迹。真不可思议！

四、艺术水平鉴定

这也是最难仿制的因素。在中国玉器制作工艺史上，每个时期都有特点鲜明的艺术风格，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且，每个时期既有成熟的艺术，又有不成熟或成长中的艺术。熟悉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玉器工艺水平是鉴定古玉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看一些玉器理论书籍，而且还要多看玉器图录及博物馆、收藏家的实物资料。另外，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列宁说：“对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判断、结论，都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中去考虑。”在古代玉器艺术水平中，成熟的艺术是当今难以仿制的，具体体现为那些艺术水平高的玉器更难仿制，鉴定起来也相对容易，正所谓有形无神。辟如汉代玉人物、马、兽类，特别是圆雕作品，那种圆润、饱满、流畅的线条，迄今仍极难仿制。可以说，愈是技术含量高的大件作品，圆雕作品，器型复杂作品，愈容易鉴定。原因是制作难度大，容易留下破绽；相反，那些器形简单的、艺术含量低的玉器仿制特别容易，鉴定起来更难。

五、沁色鉴定

沁色鉴定重在学习理解古玉长时间在各种存放环境下与所接触的器物之间的颜色变化，实则是实物现象，它所产生的自然质变到色变。我们通常叫“沁色”，如古玉存放于红色漆器内，可能受红色沁，黑漆则可能产生黑色沁，黄土内埋藏，则可能产生黄褐色沁。在强白灯光下观察，沁色通常是在玉的接触部位薄弱或自然解理、绺等部位所产生的。然后沿解理或裂隙部分扩大渗透，严重的可浸透全器，这叫“满浸（沁）”，盘玩之后颜色鲜艳，大多沁色颜色由灰白变红。重要一点是：通常情况下，真品沁色比较单一；颜色较暗，较乱的沁色和鲜艳沁色就值得怀疑了。真品即使玉有解理、裂隙，但不是接触部位，不一定有沁色。采用化学或物理方法仿造沁色通常为满沁。也有局部沁，特点是沁色较多，火烧伪沁并不一定在玉的薄弱或裂隙处进行的。通过强白灯光下观察可知这一点。但有用高科技沿玉解理或绺处进行激光伪造沁色的。还有一点就是玉的存放环境干燥或玉质致密可以无沁。

六、气味鉴定

此种方法较不易掌握，玉器埋藏环境的不同，气味也不同，大多有墓葬味、土腥味，还有传世味。一般玉器气味以新近出土最为浓烈，熟悉这种气味最好的办法是多嗅老窑陶瓷特别是新近出土的陶瓷气味，尤以战国、汉代陶器为重要，它们的气味与同墓出土的玉器相同。此种方法仅限于新近出土或近期出土的玉器，对于鉴别那些伪造出土古玉特别灵验，它们不仅没有墓葬气味，相反，有种刺鼻的化学气味或单纯的土气味。此种方法要求我们多实践、多对比，才有所收获。但有一点需注意的是：带有泥土杂物的玉器，不论早晚出土，必须有墓葬味，用水一浸或呵气其味更大，反之，无味则必假。

古玉辨伪四误区

很多谈古玉鉴定方法，常以下列方法作为主要鉴定方式。根据中国古玉出土的数量以及我们研究的水平，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商至汉的玉器类型学还不完善，我们发现的数量更有限，每一次大量玉器的出土，都有一些新的器型、新的艺术风格、新的类型，所以，下列老生常谈四点鉴定意见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参考而已。

（一）、造型辨伪。

有些资料很强调这一点，其实原始艺术出自于民间，历史上所有的玉器的造型，对于现代科技及民间艺人来说，仿制还不算太难。造型及某些艺术风格现在并不能作为辨别真伪的内容。但也存在某些特别精湛的造型的艺术品特别难仿，这就是所说仿品的“有形无神”了。难仿的是艺术水平，而不是造型。

（二）、玉质、玉材辨伪。

其实，玉的质地与真伪并没有直接关系，“千种玛瑙万种玉”，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古玉材都十分繁杂，每个时代，玉材都很复杂，《山海记》记载玉的产地有二百多处。只能说明的是：商周至秦汉，重要礼玉多用和田玉材，但也不绝对，也常伴有其它不明产地的玉类出土。特别是近年，高仿古玉基本不用玉粉及俄罗斯、阿富汗白玉。玉材不可用辨伪依据。

（三）、纹饰辨伪。

千万不要一遇到同种纹饰数量较多的玉器即认为是伪器，同一品种，甚至珍贵品种集中出土一批，也在情理之中，有些人眼中的古玉精品好象世间只有一件，只要看见第二件就说这是仿此制做。不要忘记，在商周秦汉数千座王侯贵族墓葬里，我们只由发掘了屈指可数的几座完整墓葬。由各种原因出土的玉器大部分还都散存于民间，它基本上是不朽、不腐、不碎的。我们知道：当前古玉的高科技作伪都已利用电脑成像，玉器纹饰并不复杂，都比较容易仿出来，但也有未知新的纹饰玉器出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当前以“纹饰”不能做辨伪依据。

（四）、风格辨伪。

很多人一眼望见形制特殊风格的精品，就不再细看，就不屑一顾地妄断“伪品”。其实，不是形制超越时代局限所为的风格玉器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种合乎自然规律的东西，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能以先入为主的思想去观察玉器，很多朝代玉器类型学的建立目前还不成成熟。再重复一句：“数千座垄断玉器的王侯贵族墓，我们只发掘屈指可数的几座。由所掌握的玉器数量大概还不到古玉总数的千分之一。”这是不可争辨的事实。每次发掘，我们都会看到新风格玉器出土，今后还会发现新的风格玉器作品，当然每个时代，有其特定风格，但这早被作伪者掌握。

其他还有：“以科学发掘为主，颜色辨伪等”均不太适合玉器辨伪方法，仅能作参考而已。另外，无论哪一种鉴定方法，多属于阶段性成果，没有一成不变的自然法则。作伪水平的提高促进了鉴伪水平的提高，而作伪的水平会无休止的发展下去，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传统方法，停留在已掌握的技术水平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不断地深入市场，深入实践，多摸索，才能长期地提高我们的鉴定水平，不唯经验论。

现在文物界有一个普遍认识：只要是研究某领域或专题文物理论文化的大专家，大师级人物，就一定毫无异议地认为他同样也是鉴定家，我们不怀疑文物理论研究有助于文物鉴定，也有一少部分既是理论大家又有实践鉴定经验。但事实上，文物学研究和文物鉴定是两个概念。文物研究，如玉文化研究可以坐在室内，在文献上研究，至著书、立说。但他不一定是一个鉴定真伪的专家，鉴定真伪是实践学，是市场经验，是收藏经验，是那些夜以继日对实物研究，痴迷的收藏家，而不是有些所谓的文物理论家。直白地说，现在玉作坊的玉工大多都能看出古玉或仿古玉的“老工、新工”，但他们对玉文化，或理论研究可能一窍不通；再者，我们求鉴定，也不要迷信权威部门，权威人士，高龄人士；我们首先看权威部门的专题文物收藏量，权威人士是否象收藏家那样，整天有资格接触藏品？是被动研究？还是兴趣研究？是否经常去市场研究？特别是鉴定伪古玉与年龄无直接关系，因为当前鉴定伪古玉的对象主要是近几年的高科技造假，老办法不够用了。这就要求我们辨证对待人和物，有些学者在某些文物领域的理论与文化研究确为大家，乃至大师，德高望重，但辨伪未必有水平，因为那是属于另一门专业技术。

中国古代服装起源

其实近年还有很多考古发现，只列举下面几例：

2010年度古新发现：“南澳1号”明代沉船：

“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以陶瓷为例，沉船中大量的漳州窑系产品极富特色。由于漳州窑的属性，目前国内传世与出土的器物均不多见，窑址发掘亦多为残件；本次发掘不仅提供了品种极为丰富的成品，同时也填补了16-17世纪间大航海时代我国海外贸易政策转变、东南沿海经济结构变化等资料的空白。

2011年考古发现：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

老奶奶庙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南郊、二七区侯寨乡的樱桃沟景区内。在5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发现3000多件石制品、12000多件动物骨骼及碎片、20余处用火遗迹，以及多层迭压、连续分布的古人类居住面。这处新发现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活动细节，同时也发掘出土一系列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存。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将近年来在嵩山东南麓调查及发掘的数量众多的旧石器地点完整地连接起来。这些地点既有临时活动场所，也有长期居住的中心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以及摆放石堆与大象头骨的特殊活动遗迹。其分布明显成群组聚集，构成多个以基本营地为中心，各类临时活动地点成放射状分布的遗址群。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新发现确切证明，早在距今3~5万年前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与复杂的栖居形态。

2012年考古发现：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

辽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由皇城（北）和汉城（南）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西山坡是上京皇城西南的一处自然高地，也是全城的制高点，尚存三组东向的建筑基址。其中北组的中部偏后，有三座地面保存较高的圆台形建筑基址，编号为YT1、YT2和YT3。

根据发掘的遗迹形制和遗物可知，YT1应是一座砖木混合结构的六角形佛教建筑基址。于辽代始建，至少进行过两次大规模修筑，金代以后才逐渐废弃。YT2和YT3可确认是六角形塔基，二塔基的包砖、散水的做法和规格均与YT1相同。本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辽代都城遗址考古。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确认西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佛寺北组为东向的长方形院落，四周有院墙。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为大型的六角形砖木混合结构建筑（YT1），左右两侧对称布置小型的六角形砖塔（YT2、YT3），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和广场。YT1建筑结构特殊，柱础雕刻莲花纹、龙凤纹，出土刻画写实、彩绘贴金的泥塑造像，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座基址的等级和功能。这次发掘成果确认了西山坡建筑遗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质，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本次考古新发现为研究辽代考古、历史、佛教和建筑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13年考古发现：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地点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工作，共发掘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均早期被盗。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分为有底箱和无底箱两类。墓葬方向和大小相近。方向为南北向，椁室长5~7米、宽3~4.5米、高2~2.2米。共出土遗物620余件，其中陶器有罐、鼎、盆、钵、瓮、壶、井、灶等；漆木器有耳杯、奁、几、盘、盒、木俑、马、璧、杖、器座、案、半圆形器、织机模型等；铜器有弩机、带钩、扣饰、钱币有“半两”和“五铢”；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重要收获有M1出土的50余支木牍、M2出土的玉质印章和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920余支（编号数量）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等。M1出土木牍书写内容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类。M3竹简为医简，经初步整理，医书暂定名为《五色脉诊》《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医马书》。墓葬年代初步推测为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出土四部织机模型应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综多蹑织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研究的空白；首次在四川出土的医简是继马王堆之后出土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医简医学文物。

2014年考古发现：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磨刀山遗址位于广东省西部云浮市郁南县。该遗址是广东省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类型遗址。4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取得突破性收获——这里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这一发现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将该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前，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该遗址的发现既是岭南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为华南乃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契机。

2015年考古发现：郭家庙曾国墓：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郭家庙曾国墓地位于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墓地，总面积120万平方米以上，分为郭家庙曾国墓地和曹门庙墓区。郭家庙墓地分布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山岗上，北岗为郭家庙墓区，南岗为曹门湾墓区，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以上。墓地东距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1公里，西距九连墩战国楚墓群1.5公里。2002年和2014年对郭家庙墓地的两次发掘，证实这一墓地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2014年的考古发掘，因其重大的学术价值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展览是首次将2002年和2014年郭家庙墓地的发掘成果展出。郭家庙曾国墓地与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峰塔曾国墓地、擂鼓墩曾国墓群共同构建了曾国考古学的年代序列，为研究曾国历史与周代封国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考古发掘是指为了科学研究，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根据发掘计划，对埋藏文物的地方、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进行调查、勘探和发现、挖掘文物的活动或工作。考古发掘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中国服装历史悠久，服装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曾发掘出约 1.8万年前的骨针。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管状骨针等物出土。可以推断，这些骨针是当时缝制原始衣服用的。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最著名的为《尚书·益稷》所载十二章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十二章纹遂成为历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逊位、袁世凯复辟称帝。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全国。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服饰(220～589）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

隋唐服饰（581～907）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

宋辽夏金元服饰（947～1368）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蟹)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

明清服饰（1368～1911）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清代官帽与前朝绝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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