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鉴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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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很多中国人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高僧鉴真。他不畏艰险，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

鉴真东渡日本

作品原文

《鉴真东渡日本》

唐高僧鉴真，本姓淳于，扬州江阳人，年十四出家为僧。稍长，遍游长安、洛阳，寻问名师，专研戒律。唐天宝元年，应日僧普照辈延，东渡日本。然东海风骤浪高，或船覆，或粮匮，或失向，历十二载，五渡未成。其时僧目盲，唯志不渝。天宝十二年，竟至日，翌年与奈良东建戒台，授戒法。

作品译文

唐朝有个有名望的和尚叫鉴真，本名叫淳于，是扬州江阳人，14岁出家为僧。稍微长大一点，周游长安与洛阳，拜访名师，专门研究佛教清规戒律。在天宝元年，接受日本普照和尚的邀请，东渡日本。但是东海风急浪高，有时翻船、有时缺少粮食、有时失去方向。经历了12年，5次渡海都没有成功。那时鉴真已经失明，只有志向始终没变。天宝十二年，终于到达日本，第二年在奈良东面建起了戒台，教授佛教的清规戒律。

作品注释

1、高:此指有名望

2、江阳:古县名今江苏扬州市

3、戒律:指佛教清规戒律

4、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天宝唐玄宗年号

5、奈良:日本城市名

6、稍:渐渐

7、骤:急

8、或:有时

9、覆:倾翻

10、匮:缺少

11、渝:改变

12、竟:终

13、翌年:第二年

鉴真其人

个人简介

鉴真原姓淳于，14岁时在扬州出家。由于他刻苦好学，中年以后便成为有学问的和尚。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他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6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他留居日本10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他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同去的人，有懂艺术的，有懂医学的。他们也把自己的所学用于日本。鉴真根据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的样式，为日本精心设计了唐招提寺的方案。经过两年，唐招提寺建成了。这是日本著名的佛教建筑。

东渡原因

唐代赴日传法名僧，日本常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十四岁(一说十六岁)于扬州大明寺出家。曾巡游长安﹑洛阳。回扬州后,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造塔塑像,宣讲律藏。四十余年间,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江淮[1]间尊为授戒大师。当时,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733年(日本天平五年),僧人荣﹑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访求十年,决定邀请鉴真。742年(唐天宝元年)鉴真不顾弟子们劝阻,毅然应请,决心东渡。由于地方官阻挠和海上风涛险恶,先后四次都未能成行。第五次漂流到海南岛,荣病死,鉴真双目失明,751年(唐天宝十载)又回到扬州。

曲折过程

在6次东渡日本中，鉴真等人遇到许多挫折，第一次东渡前，将和鉴真同行的徒弟跟一个和尚开玩笑，结果那个和尚恼羞成怒，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地方官员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首次东渡因此未能成行。其后接连失败，第五次东渡最为悲壮。那一年鉴真已经60岁了，船队从扬州出发，刚过狼山(今江苏南通)附近，就遇到狂风巨浪，在一个小岛避风。一个月后再次起航，走到舟山群岛时，又遇大浪。第三次起航时，风浪更大，向南漂流了14天，靠吃生米、饮海水度日，最后抵达海南岛南部靠岸。归途中，鉴真因长途跋涉，过度操劳，不幸身染重病，双目失明。

鉴真最后一次东渡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船队扬帆起航时，一只野鸡忽然落在一艘船的船头。鉴真认为江滩芦苇丛生，船队惊飞野鸡不足为怪，而日本遣唐使却认为不是吉兆，于是船队调头返回，第二天才重新起航，历尽艰险到达日本。鉴真带去很多佛经和医书到日本。他主持重要佛教仪式，系统讲授佛经，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指导日本医生鉴定药物，传播唐朝的建筑技术和雕塑艺术，设计和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这座以唐代结构佛殿为蓝本建造的寺庙是世界的一颗明珠，保存至今。鉴真死后，其弟子为他制作的坐像。至今仍供奉在寺中，被定为"国宝"。

文化常识

玄奘和鉴真：玄奘和鉴真都是唐代的著名高僧，有人可能区分不清，下面就用通俗的语言列举一下二位得道高僧的区别：

玄奘年长（602-664），鉴真年幼（688-763）；

玄奘别名唐僧、唐三藏，鉴真别名过海大师、唐大和尚；

玄奘向西去了印度，鉴真往东去了日本；

玄奘步行骑马，鉴真坐船航行；

玄奘取经，把东西拿回来，鉴真讲佛，把东西送出去；

玄奘出去了成功回来，鉴真出去了没能回来；

玄奘去了好多国家，鉴真就去了一个国家。

启发与借鉴

高僧鉴真前后六次东渡日本，历尽千辛万苦，甚至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也不曾退却，其精神让人由衷敬佩。

古语云“有志者事竟成”，人不仅需要有志向，更需要有毅力。奋斗的路上免不了有荆棘虎豹，前进的道路也不会笔直平坦，只有坚持不懈，不畏艰难困苦，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一条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维系着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凤凰古城的风土人情，那挥之不去的遥远回忆，承载着他的作品主题，呼唤着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而都市题材的上流社会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这独特的价值尺度，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从而写出《边城》、《湘西》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这种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多情、敏感的人，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作家，和同时代许多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所以他的作品内容与当时的时代主潮距离较远，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张也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这样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攻击，鲁迅就曾说他是“自由人”、“第三种人”，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闷”。“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为一个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总是用一种善良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乡沱江的水那样透明，他经不起在这纯洁感情里掺上亵渎的污点。永远的湘西是他的一个情结，是他的写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经和沈从文融为一体。他想“跳”出来也不大可能。他对自己的湘西情结与时代精神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困惑不已。这种心理一直缠绕着他。任何打击都会触动他孱弱的神经。” 而促使沈从文最终与文学诀别是：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学却贴出壁报，全文抄转了郭沫若发表于香港的《斥反动文人》，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北平解放后，沈从文作为小说家或大学教授都已不合时宜，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改行。 从此中国的文坛少了一个沈从文，中国的文物界多了一个沈从文，这是中国文坛的憾事，却是文物界的幸事。沈从文离开了北大，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他从最低的博物馆讲解员做起，一讲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工作是件很寂寞的事，有时冷板凳要坐一辈子。这因为有了这样的选择，“他在辽远尘封的文物角落耕种，虽然辛苦，却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文坛争斗。当噩梦醒来，尘埃落定，许多人因命运蹭蹬、光阴虚度而懊悔，沈先生却意外地以文博考识著作等身。沈从文退出热闹的文坛而遁入冷清的“空门”，是他后半生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他有先见之明，睿智而不虚荣，懦弱恰含刚强。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没有虚掷宝贵的光阴，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态度，平静而执着地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实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曾与沈从文同属“京派”作家的最后一位传人汪曾祺后来说他：“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 其实，沈从文对文物也是有感情的，否则他不会改行到博物馆。沈从文与文物的最早接触，按《从文自传》的说法，是十几岁在湘西“统领官身边作书记”时，登记其收藏的旧画古董。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流连于工艺品之美，时时在地摊上捡一点价廉物美的东西，大多是后来他经常提到并倾注心力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四十年代末，北大筹建博物馆，他就自愿去帮忙，那时已是颇具眼光了。就是如此，五十年代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他还是主动当了十年的“讲解员”。这种艰苦的实物学习以及不为人知同样刻苦的文献披览，使他具备了罕见的综合文物研究的能力。这是他个人悟性与努力的结果。 沈从文所走的文物研究之路，与同时代的文物专家不同，他不是正统文物科班出身，也没有经历过家传古玩的熏陶、古玩经营的历练，可他像自己个性一样，以自己的独特，走自己的文物研究之路：他照例十分认真地研究文物制度，并掌握了广泛的杂文物知识，尤其使衣着器物方面的全面了解，每每于定论有异样的看法，“不仅是这些搞字画的专家的‘权威’，对于一般文物常识少兴趣，即搞博物馆的同行中大专家‘权威’。看不起文物常识，不相信常识能解决问题、推翻迷信”（《用常识破传统迷信》）。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导”，结果走不通，而有“知识”少“常识”的专家，凭的是书本和成见、经验和感觉，因为不了解或不愿下功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识”。他们的权威地位隔断了这些极具意义的“常识”对学术发展的作用，而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锲而不舍地为“常识”的普及而奋斗。沈从文的身体力行对当今的文玩研究与鉴定是否有现实意义？ 我们不得不佩服沈从文研究文物的独到和眼力，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不管他在什么位置，总能有惊人的表现与成就，从1957年到1963年，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并且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明锦》、《中国的瓷器》等学术专着。 1978年，受胡乔木的关怀，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配了助手。1981年，一部从“文革”前就呕心沥血的八开本煌煌巨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精印出版。胡乔木致函祝贺：“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这部著作成为***出访赠送外国元首的礼物，同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空白，从而奠定了沈从文由着名作家到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代服饰学家的地位。 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对前人和他人用力甚少或是根本没注意过的杂文物乃至于“非文物”的关注与研究。用现在的观点看，早先的沈从文是很不入流的，以自己的趣味和喜好买些大路货，看完就到处送人，因为原本就不值钱，但沈从文却能从它们身上看出价值，所以他会对那些堆积文物库房永远不能展出或是出土后毫不引人注目的东西报以热情，在他看来，“货币价值既不高，很多又缺少文物价值”的器物，“惟有能够把它当作古代物质发展史的地下材料看，才会觉得这里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用一种新的态度来发现，来研究，来理解”(《我们从古漆器可学些什么》)。只有理解他的这种学术关怀，才能明白他的期待和选择。 他的目光所关注的杂文物有：绸缎、漆工艺、玉工艺、陶瓷加工、金属加工、前期山水画、图案、镜子、扇子、灯、屏风、饮食用具、地毯、纸、车辆、肩舆、船、兵器、马的应用和装备、马技与马戏、马球以及其它球类、杂伎、舞乐、狮与狮子舞、熊经鸟伸、玻璃、琉璃等等，其中也有“金石瓷玉”，不过他的角度是工艺而非单纯器物鉴定。这些繁多而有趣的课题由于各种原因，沈从文只留下一些片段，过多的干扰冲抵了他的勤奋与努力，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遗憾，否则我们就能有幸看到他更多的成就。 时至今日，我们再看沈从文所创作的湘西系列，那种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我们不禁要惊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正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所极力倡导的理念吗？我们再回首一下他的文物研究的方法与成就，是否依然对当今火爆的古玩市场，有着某种警示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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